• “垃圾圍村”困境如何破解?
  • “垃圾圍村”困境如何破解?

     十三五報告中首提農村垃圾治理目標,不久前,十大部委又聯合發布《關于全面推進農村垃圾治理的指導意見》,提出到2020年,全國90%以上村莊的生活垃圾要得到有效治理。“垃圾圍村”困境是什么?又該如何破解?
    農村溝里垃圾遍地農村溝里垃圾遍地

    環境治理也存二元“鴻溝”,農村環保欠賬嚴重

    過去,“垃圾圍城”是人們關注的焦點,從而忽視了對農村環境問題的關注。不論是農民還是城里人,也都把農村垃圾遍地當作司空見慣的事。

    據新華網前不久的報道,住建部數據顯示,“目前中國農村約有6.5億常住人口。僅生活垃圾部分,若按每人每日產生0.5公斤計算,一年就可產生約1.1億噸垃圾,這還不包含農村地區產生的建筑垃圾、農村工業廢料。”此外,經統計,截至2013年,全國農村生活垃圾的無害化處理率僅為同期城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的九分之一。兩組數據表明,農村垃圾生產規模大,且處理能力嚴重不足,城鄉二元在環境治理上差距明顯。

    事實上,由于對農村垃圾治理問題長期忽視,已經造成了嚴重的污染問題。

    目前農村對垃圾的處理方式,常見的一種是隨意傾倒,通常是沿溝、河、渠傾倒,“垃圾靠風刮,污水靠蒸發”。比如,有實地研究指出,農村生活垃圾的隨意傾倒,給三峽庫區、太湖流域、鄱陽湖流域等造成了污染。還有一種簡單粗暴的方式是就地燃燒,不進行任何處理,造成了二次污染。

    農村垃圾處理不當,影響的已經不僅是農村的生活環境,還有對農村土壤和水體的嚴重污染,威脅著健康。正因如此,農村垃圾治理目標寫入十三五規劃,成為未來五年要解決的重點問題。

    已有的治理行動,在一些地方效果也不好

    雖然多省已經明確表態可以提前完成目標,但之前的“村收集、鎮轉運、縣處理”垃圾處理實踐表明,要完成“全國90%以上村莊的生活垃圾要得到有效治理”這一目標并非易事。

    一些地方建了收集站,垃圾卻集中不起來

    秦皇島新聞網報道稱,在很多農村設置的生活垃圾收集站受冷遇,荒置情況嚴重,有些甚至壞掉了也沒人管。一來是村民不積極。有村民表示,沒有專人收垃圾,就隨手把垃圾扔到河溝、路旁,因為反正垃圾一多,村委會自然會集中處理;二來是建設規劃存在問題。垃圾集中處理的周期太長,收集站容量不夠用,且建集中站時,選址不當,導致位置太遠,村民根本不愿意用。錢花了,設施也建了,卻用不起來,這無疑是浪費。

    即便垃圾集中起來,卻又運不走

    垃圾集中站點焚燒垃圾垃圾集中站點焚燒垃圾

    很多地方垃圾收得起來卻處理不了,最后只能在垃圾池中一燒了之,狀況完全沒有改善。多地媒體報道,農村雖然建了新垃圾池,村民們將垃圾集中堆放,卻處理不過來。比如,據人民日報報道,湖南湘潭市姜畬鎮的垃圾中轉站數量“供不應求”,現有中轉站的垃圾沒地方處理,“該鎮曾經將部分垃圾運到湘潭市雙馬垃圾轉運場處理,但很快就遭到有關方面的反對:城市垃圾處理能力本來就有限,現在如果還讓農村垃圾進城,不要多久,湘潭城就要被垃圾埋沒了。垃圾無處清運,焚燒成了無奈之舉”。

    為了治而治,方式有偏,效果當然欠佳

    觀念落后和“無效”需求,造成了“公地悲劇”

    經濟學認為,環境問題是一個典型的“公地悲劇”問題。所謂“公地悲劇”,經典的例子是,一群牧民在公共草場上放牧,雖然牧民們都知道草場上的羊已經太多了,再增加羊的數目,將使草場的質量下降,但因為草場退化的代價由大家負擔,所以,每個人都從自己私利出發,選擇多養羊以獲利,最終集體的選擇將草場徹底破壞掉了。

    從放牧故事來看“公地悲劇”從放牧故事來看“公地悲劇”

    在農村垃圾治理的問題上,“公地悲劇”體現在,由于衛生意識較為落后、環保意識較為淡薄,每個村民在傾倒垃圾時,都會覺得這點垃圾沒有什么,不會考慮這么做會給環境造成多大傷害。并且,假設有個人按規定交錢、標準化處理垃圾,而其他人都在傾倒垃圾,在這種情況下他為“公共環境”付出了成本,卻沒有享受到好處,他也就再沒有激勵這么做。確實,大多數的村民都在做傾倒垃圾、污染環境的事,這就造成了“垃圾圍村”的局面。

    此外,一般情況下,隨著收入的增加,人們的環境意識會增強。過去三十多年,中國農村經濟有所發展,且農村居民的收入也在不斷增加,按理說,農村居民應該會要求有一個良好的生活環境,但事實卻不是這樣。程遠在論文《中國農村環境保護與垃圾處置經濟學研究》中分析,農民對“好環境”需求很可能是一種“無效”需求,也即農民面對污染“有心無力”,因為收入的增長與治理環境所需資金還是有很大差距。

    經濟政績沖動和跨區域污染的存在,導致政府行政干預意愿不強

    政府管理一向被認為是解決“公地悲劇”問題的有效方法。如果制定了嚴格的規則,又能夠有效執行,理論上說可以解決“垃圾圍村”的問題。然而,事實不是這樣。

    一方面,地方政府沒有足夠的激勵進行有效“行政干預”。地方政府官員可能會從政績角度考慮,對農村環境進行治理,但也只是為了“達標”而已,只重建設,而不重管理。因為對地方政府官員來說,政績的幾個方面也有優先級之分,最大的政績一定是經濟發展。劉剛和潘鴻在論文《農村垃圾處理現狀調研》中提到,地方政府挪用垃圾處理的專項資金的現象,“由于農村環境危機具有滯后性,地方政府的重視程度不夠,部分領導干部沒有意識到環境保護的重要性,仍以政績突出為辦事準則,把原本屬于農村垃圾處理等環境保護的財政支出挪到能‘立竿見影’的項目,甚至挪用于行政管理費用”。而且污染是跨地區的,嚴格執行環保政策的地區,不僅會使經濟發展受影響,同時環境也會受到周邊沒有嚴格執行地區的損害。

    破解困局,不可忽視源頭控制

    上面的討論,其實指出了“村收集、鎮轉運、縣處理”模式存在的問題,這種模式強調做好垃圾的中端、末端處理。但農村垃圾收集、處置體制天然落后,依賴這種模式,無疑費時費力耗錢,且可能效果還不盡如人意。城市的經驗告訴我們,逐年增長的垃圾產出已經給財政帶來了巨大的負擔,不僅是資金的問題,還有土地占用的問題。重點其實在源頭控制上。

    垃圾“減量化”、“資源化”成本低,可行性高

    程遠在論文《中國農村環境保護與垃圾處置經濟學研究》中提出“零排放”的概念,不是指不生產垃圾,而是與一般的末端治理相區別,居民志愿、全流程地參與垃圾處置的一種模式,即農村居民自發的垃圾“減量化”和“資源化”,包括有機生活垃圾的堆肥、生活垃圾分檢、有害有毒垃圾專門集中、家中不可處置垃圾定點的投放等。而促成農民自發“零排放”的關鍵,在于社區形成“內化”的“零排放”強制,比如建立村子里的“垃圾分揀”約定。通過垃圾的分門別類,一部分垃圾能夠“資源化”,回收利用,從而變廢為寶,例如通過堆肥變成有機肥料。如此,能夠大大減少真正需要進行焚燒、填埋處理的垃圾。

    一些垃圾可在堆肥廠變廢為寶一些垃圾可在堆肥廠變廢為寶

    無獨有偶,學者欒勝基在接受財新網采訪時表示,目前農村垃圾治理的措施對于源頭減量的設計和考慮較少。但只有從源頭減少垃圾,才能真正減輕農村垃圾治理的負擔。

    成功環境治理的經驗,也是通過垃圾分類,大大減少需要焚燒、填埋處理的垃圾數量

    國內就有現成的例子。浙江金華的管理者認為,以往農村垃圾“戶集、村收、鎮運、縣處理”的模式,雖然解決了農村垃圾的出路問題,但“垃圾大軍”進城后,仍面臨處理成本高的問題。為了有效解決這一問題,金華在三個鄉鎮開展了生活垃圾分類減量資源化處理試點。沒有城里推廣垃圾分類那么復雜,金華市只在每戶農民家里放兩只垃圾桶,分別標上“可腐爛”和“不可腐爛”的字樣,便于農民對垃圾進行分類,但效果卻很明顯。據人民日報報道,實施垃圾資源化后,金華農村有效減少了需要外運處理的垃圾數量,“原本大部分村莊垃圾外運處理得每天一次,現在延長為半個月或一個月一次。”

    金華農村每戶兩只分類垃圾桶金華農村每戶兩只分類垃圾桶

    臺灣農村的環境治理有口皆碑,模式也是進行源頭控制。臺灣在城鄉不僅實行垃圾分類制度,還有“垃圾不落地”規定。“垃圾不落地”是指在規定的一個時間段,等巡回垃圾車抵達時,居民才可以把垃圾拿出來,并且親手丟上垃圾車。這種方式避免了垃圾露天裸露、加快了垃圾收集、還減少了清潔隊員的負擔。數據顯示,自臺灣從1996年開始探索垃圾“先分類、后處理”的治理之路后頗有成效。截至到2011年底,一般廢棄物清運量從1998年的888.05萬噸降至2011年的361.08萬噸,降幅為59.34%;垃圾資源回收量從1998年的11.23萬噸增至2011年的387.44萬噸,回收率達51.76%。

    結語

    農村垃圾治理需要盡快把環保欠賬補上,源頭減量、垃圾資源化才是該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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